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及临近水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变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2004年5月、8月、11月和2005年2月(Ⅰ年度)及2005年8月、11月和2006年2月、5月(Ⅱ年度)共2个水文年对中华鲟幼鱼保护区水域(30°15′~31°45′N、121°30′~122°15′E)15个取样站8个航次的底内动物和底上动物样品,对底内动物和底上动物的ABC曲线、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变化进行分析。底内动物ABC曲线2个年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W值在0.2~0.3之间,说明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底内动物群落以较大型底栖动物为主,底上动物ABC曲线2个年度变化趋势亦一致,W值在-0.06~-0.02之间,说明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底上动物群落以小型底栖动物为主,且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通过对潮下带底内动物和底上动物与环境因子关系的BIOENV分析表明,盐度对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底上动物群落的分布起重要作用,其次为水温和pH值,与DO和水深的关系不大。底内动物的群落结构在夏季、秋季、冬季与盐度有较大的相关性。     

城市污泥施入对不同类型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目的]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施入城市污泥对不同类型土壤中磷酸酶活性的影响,为城市污泥的安全农业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方法]通过室内培养试验,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4种不同类型土壤和2种城市污泥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培养时间后2种城市污泥施入对不同类型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结果]在整个培养期内,与对照土壤相比,不同类型的施污泥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变化趋势和变化量均不同。但总体来讲,与培养初期（15d）相比,培养后期（105d）绝大部分处理土壤中磷酸酶活性变化不明显。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变化与土壤性质、污泥性质等有关。土壤和污泥pH值、氮、磷、有机质等性质及污泥的有机、无机污染物的含量等可不同程度地影响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变化。[结论]在整个培养期内,与对照土壤相比,城市污泥处理的绝大部分土壤中磷酸酶活性变化不明显。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和水稻重金属污染特征研究

[目的]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壤和水稻重金属污染特征。[方法]测定长江三角洲地区150多个采样点的重金属含量,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并研究重金属元素在不同区域和植物不同部位的含量分布以及转换和分配特征。[结果]长江三角洲地区受Cd、Pb、Cr、Cu、Zn的污染,其中Cd污染最严重,Pb、Cu和Zn次之,Cr最轻,几乎不受Hg和As的污染,内梅罗污染指数为0.880,属于警戒级;水稻果实中Cd、Cr、Cu、Hg和Zn超过其背景值。按区域划分,土壤污染程度依次为：环太湖地区〉浙江南部地区〉沿江地区,城市直辖区〉县级城镇及农村;按迁移转化规律划分,根际土壤〉水稻根茎〉水稻果实;转换系数Cd〉Cu〉Zn〉As〉Hg〉Pb〉Cr,分配系数Zn〉Cr〉Cd〉Cu〉Hg〉Pb〉As。[结论]长江三角洲地区污染元素的数值范围较大,个别样本污染严重,应加大重金属污染防治与预防。     

长江口日本鳗鲡苗的时空分布与捕捞生产现状

为掌握长江口日本鳗鲡的苗汛特征与捕捞生产现状,于2017—2020年在长江口开展了定点监测和走访调查,分析了长江口鳗苗的汛期规律、捕捞努力量及捕捞产量和产值。研究发现,长江口鳗苗旺发期为2-4月,主要捕捞区域分布在东旺沙、佘山岛和南汇嘴附近水域。长江口鳗苗捕捞努力量呈现下降趋势,有效网口面积从2017年的78.72万m²,下降到2020年的50.40万m²,下降了36%。长江口鳗苗汛期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和总捕捞产量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017和2020年较高,分别为(4 474±256)尾/100 m²和(5 220±1 063)尾/100 m²,2018和2019年较低,分别为(1 917±335)和(1 365±257)尾/100 m²。研究表明,长江口鳗苗生产值受到捕捞总产量影响,近4年来逐渐下降。建议进一步加强长江口鳗苗的资源监测和科学评估,指导规范鳗苗捕捞生产。     

禁捕后长江鱼类资源监测的技术指标建议

为了确定监测时长、监测网具、站位布局对禁捕后长江鱼类资源监测评估的有效性,于2021年5—7月在长江中游10个站位开展了鱼类资源捕捞监测,每个站位连续监测15 d,从日捕获量、物种记录数、渔获物群落结构等3方面着手,对监测时长、监测网具、站位布局等的设置进行探讨。结果显示,连续11 d捕捞监测所得累计日均渔获量基本达到稳定,连续15 d捕捞监测可以记录到站位近70%的鱼类种类数,所得累计鱼类群落结构基本达到稳定。网具类型、规格的使用覆盖对监测结果中鱼类种类记录数、鱼类群落结构有明显影响,网具使用量对监测结果中日均渔获量有明显影响。10个监测站位间的鱼类群落结构具有明显差异,结合监测站位间的空间距离来看,鱼类群落结构具有较高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为了保障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基于原始监测数据进行相关评估之前,有必要对监测数据的充分性、有效性进行检验,网具类型、规格和使用量对监测结果的影响应予以适当考虑,各具体江段的鱼类群落结构评估应由相应具体江段的监测结果来支撑。本研究将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后的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评估提供科学支撑。     

对三峡库区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对策思考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的东中西三大部分,是全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发展轴线。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上游,既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级连片贫困地区。其如何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既关系到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开放战略的实施和重庆市、湖北省城乡统筹发展,也关系到库区能否就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从而实现经济腾飞。但由于库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较低、要素聚集能力不足、移民安稳致富压力较大,而且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面临高于一般地区的生态环保要求,对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形成较大障碍。因此,应通过加强库区铁路、高速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库区重要节点城市建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积极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建立有效的库区区县协同发展机制等措施来促进库区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     

长江口中华鲟幼鲟补充量波动特征分析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中华鲟幼鲟入海前调节和索饵的重要场所,研究该水域幼鲟补充量特征的长期变化规律对于保护该物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2005-2013年幼鲟数量和生物学特征的监测数据发现:(1)不同年份间长江口水域中华鲟幼鲟的初次见苗时间、最后退苗时间和时间跨度存在较大波动;(2)幼鲟补充量在监测期内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年际波动也非常明显;(3)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份间幼鲟的平均全长和平均体质量存在显著性的差异(P0.05);(4)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幼鲟的平均全长与最后退苗时间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R=0.719 6,P0.05),这也许可以解释2007年平均全长偏高的异常现象。     

引江济淮通道派河水污染治理研究

根据派河流域概况、水质现状调查和污染调查结果,分析了派河的主要环境问题,提出以控源为核心的治理对策,并辅以污染拦截、生态补水、环境执法等措施,以期达到"十三五"《安徽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水质管理目标要求,并为引江济淮工程做好水质保障。     

长江中下游地区双季早稻冷害、热害综合风险评价

【目的】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双季早稻生长过程中的冷害、热害发生情况,对种植区进行综合风险评价和区划,以期科学指导长江中下游地区双季早稻生产。【方法】利用长江中下游双季早稻种植区1961—2012年气象资料、1981—2010年农业气象资料及气象灾害和社会统计资料,以发育期为时间尺度,为早稻生长季综合灾害发生情况构建危险性评价模型,为承灾体的脆弱性构建脆弱性评价模型,为承灾体的暴露性构建暴露性评价模型,为社会防灾减灾能力构建防灾减灾评价模型。依据灾害风险形成机制,采用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方法结合上述4要素构建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模型并对种植区进行风险区划。【结果】用灾害指标值、发育期权重系数、灾种权重系数构建各发育期危险性评价模型,结果表明湖南南部和江西东南部危险度很低,冷害和热害都很少发生,是优良的双季早稻种植区。湖南、江西腹地危险度在0.3左右,是由于灌浆期热害较强导致危险度略高。湖北地区危险度东高西低,种植条件略差,其中阳新和蕲春分别受分蘖期冷害和孕穗期冷害的严重影响,危险度较高。浙江除分蘖期危险度低之外,其他各发育期的危险度都比其他省高,特别是灌浆期高温热害严重影响早稻产量,是双季早稻种植的高危险度区。以产量变异程度作为评价指标构建脆弱性评价模型,结果表明浙江中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北种植区脆弱度较低,湖南宁乡、茶陵等地脆弱度较高,江西北部脆弱度最高,灾害性天气发生的年份当地产量波动较大。以植被覆盖度为评价指标构建暴露性评价模型,结果表明湖南中东部和江西地区暴露度最高,双季早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最高达85%,而浙江和湖北双季早稻种植区暴露度较低。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化肥施用量作为指标构建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模型,结果表明浙江全省防灾减灾能力最高,湖南中部、湖北西部地区和江西南部防灾减灾能力较强,其他地区防灾减灾能力都偏低。以危险性、脆弱性、暴露性、防灾减灾能力4个要素作为风险评价因子共同构建风险评价模型,结果表明浙江中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湖北东部基本为高风险区,湖南南部、江西东南部和浙江东部大致处于低风险区,其他地区为中等风险区。【结论】长江中下游4省分别需采取不同措施降低双季早稻种植风险：浙江中西部调整播期,江西加大资金投入,湖南调整产业结构,湖北改善种植条件。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及趋势预测

[目的]对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分析及趋势预测,以期为该区未来城市发展以及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补偿政策提供支持。[结果]以长江三角洲16个地市2000—2014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为数据源,采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参照修正后的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结合敏感性分析,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利用马尔科夫模型对其未来3a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区域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从2000年的1 303.89亿元减少到2014年的1 294.25亿元,变化率为-0.74%,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和娱乐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上升;在空间上,常州、南京、宁波、泰州、台州、扬州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增加,而其他城市的则处于下降趋势;对长江三角洲2015和2017年的土地利用构成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预测,呈现耕地、林地持续减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的趋势,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将减少276.65亿元。[结论]在未来土地调整中应更多地考虑到生态服务价值的重要意义,格外注意对耕地、水域的保护,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和林地,继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